古本《周易》和今本有何不同？隸古定《尚書》重現天壤？
許建平教授二十余年深耕，匯成精要八講，講述不同于傳世面貌的敦煌手抄本“九經”，帶領我們一探敦煌藏經洞的奧秘。 

☆名家精編的儒家經學講義，帶領讀者絲滑進入中華文化的“根柢之學”。
☆專題化聚焦每一部經典：《周易》《尚書》《論語》《詩經》……從細節深挖敦煌寫卷與通行版本的不同面貌。
☆彩色插頁，豐富插圖，直觀呈現館藏第一手寫卷資料，讀文也可讀圖。 


 

許建平，歷史學博士，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浙江省敦煌學與絲綢之路研究會副會長、九三學社浙江大學委員會委員、《敦煌研究》編委。主攻敦煌學、經學文獻和訓詁學，代表作有《敦煌文獻叢考》《敦煌經籍敘錄》《讀卷校經：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二重互證》《敦煌經學文獻論稿》等。

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之學。本書在全面占有材料、系統整理和校勘文本的基礎上，梳理儒家九經的成書、內容以及流傳與演變過程，探討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敦煌流傳之經學寫本的學術價值，揭示其與當時社會文化教育狀況、地區風俗民情的關系。
本書重點講解敦煌經學寫本特色，以及學界前沿成果，同時對傳統經學研究脈絡、重要經學家生平著述作扼要介紹。閱讀本書，既可一窺敦煌經學概貌，也能按圖索驥，進一步找尋文獻，深入鉆研。 

前言
第一講  《周易》——王輔嗣獨領風騷
一 王弼《周易注》  
二 孔穎達《周易正義》  
三 陸德明《周易經典釋文》  
第二講  《尚書》——隸古定重現天壤
一 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  
二 孔安國《古文尚書傳》  
三 陸德明《尚書釋文》  
第三講  《詩經》——毛鄭詩一統天下
一 毛亨、鄭玄《毛詩傳箋》  
二 孔穎達《毛詩正義》  
三 佚名《毛詩音》  
四 佚名《毛詩注》  
第四講  《禮記》——小戴《禮》一枝獨秀
一 鄭玄《禮記注》  
二 孔穎達《禮記正義》  
三 李林甫等《御刊定禮記月令注》  
四 佚名《月令節義》  
五 佚名《禮記音》  
六 陸德明《禮記釋文》  
第五講  《左傳》《穀梁傳》——杜元凱獨占鰲頭
一 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二 佚名《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節本》  
三 孔穎達《春秋正義》  
四 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  
五 佚名《春秋穀梁經傳解釋》  
第六講  《論語》——鄭、何注雙璧輝映
一 鄭玄《論語注》  
二 何晏《論語集解》  
三 皇侃《論語疏》  
四 佚名《論語音》  
第七講  《孝經》——眾家注競效短長
一 鄭玄《孝經注》  
二 唐玄宗《孝經注》  
三 佚名《孝經注》殘卷  
四 佚名《孝經注》殘片  
五 佚名《孝經鄭注義疏》  
六 佚名《孝經疏》  
第八講  《爾雅》——郭景純擅美當時
一 《爾雅》寫本與科舉考試
二 《爾雅》寫本的校勘價值
附錄
本書引用經籍版本一覽表
圖版出處
參考文獻

1900年，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出土了6萬多件南北朝至宋初的珍貴文獻，其中儒家經籍所存者九經：《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共有357件，多為六朝及唐五代抄本，在經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于中國傳統經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敦煌古人怎么讀《周易》？
王弼《周易注》是唐朝科舉考試中的考試文本，當時敦煌人學習《周易》，不排除是學校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可能更多的是占卜的因素。《秋胡變文》中言秋胡為了功名，外出求學，所帶圖書“并是《孝經》《論語》《尚書》《左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其中沒有提到《周易》。可見當時人，并不把《周易》作為重要的科舉考試科目來看，結合今所見敦煌《周易注》寫本中皆是王弼所注的六十四卦內容，不見韓康伯所注的有極強哲理色彩的《系辭》《說卦》《序卦》《雜卦》諸傳，這應與敦煌當地廣泛流行占卜有關系。……有人認為，敦煌寫本中運用《周易》六十四卦占卜的卜法類的數術書，是敦煌民間卜卦先生“賣弄了一下他們所知的《易》之卦名，用來蒙騙那些無知識的敦煌百姓，故作玄奧，實際上與具有深奧哲理的《易經》卦詞沒有聯系”，這是完全沒有理解《周易》與后代出現的占卜文獻源流演變的關系。黃正建認為，《周易》雖然是儒家經典，但唐人更愿意把它與旁門左道聯系起來，因此大思想家中的研究者很少。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阜陽漢簡《周易》的卦、爻辭之后，接寫不少卜辭，說明漢時是把《周易》作為卜筮之書使用的實用本子。敦煌當地人學習王弼《周易注》，本質上極有可能也是為了更好地學習與理解易占、卜法之類的占卜方法。

☆敦煌學生的學習狀態和“借酒澆愁”
白文本與經注本的訛俗之區別是否是學生默寫與臨摹之不同所造成，在沒有確切證據之前暫且不論。但白文《論語》及有注釋的《論語集解》寫卷，在有題記的寫卷中，多有學生署名，那是確實的。
學生在抄寫或學習《論語》時，也會在卷末題詞，發表自己的感想。如P.3534號卷末題記“亥年四月七日孟郎郎寫記”后又題詩一首：“田田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小來學李坐，今日得成人。”“李”為“里”之同音借字，學里，即學校里。BD04291《七階佛名經》卷背雜抄的詩中也有這樣一首詩，可能是當時在學生中頗為流行的一首詩。P.3433號卷末題記“丁未年十月十六日張堅堅寫畢功了。手惡筆苦，多有錯厥，朋師見者，即與蓋卻”。可能是學生抄寫《論語集解》后，要交給老師審閱，所以在卷末寫上一段請老師手下留情的請托之語。而P.3305卷末題詩：“今朝悶會會，更將愁來對。好酒沽五升，送愁千理外。學生李文段書一卷。”則反映出學生對于抄書的郁悶心情，需要借酒來澆愁。

☆陳垣有誤？缺筆避諱起源于哪年
傳統的避諱學材料，依據的主要是宋元以后刻本，這些刻本所依據文本，是經過長期流傳而后定型的，已非本來面目。而敦煌寫本基本上是隋唐五代寫本，保存了當時人抄寫的原貌。特別是其中的唐寫本，其文本內容反映了唐代時期的避諱現實，可以利用這些避諱字來研究唐時的避諱現象。
以前我們一般根據陳垣《史諱舉例》的說法，認為缺筆避諱的方法起于唐高宗李治時。P.2530《周易注》“虎視眈眈”句（參見圖1），“虎”字缺筆，“虎”為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避諱，而同卷中，“世”“民”“治”“隆”諸字皆不諱。這件寫本有唐高宗顯慶五年（660）的題記，但與正文字體不同，并非寫卷的抄寫者所書，而是后來的閱讀者所添。如果按照缺筆避諱起于唐高宗時的說法，這件寫卷只諱“虎”，而不諱太宗與高宗，就難以解釋了。

☆敦煌藏經洞文物的真偽問題
我們一般認為，《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收《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簡目》《斯坦因劫經錄》《伯希和劫經錄》所列敦煌寫卷均為藏經洞文物，其來歷沒有問題。但關于P.2500鄭玄《禮記注》寫卷，玄幸子對它的來歷提出了懷疑，她發現寫卷中“嗟”“殺”“葬”“舅”等字上有現代人涂改的痕跡，這些黃色顏料涂改的字下面透出白色胡粉，這些改過的字都是正體字，而被改動的那些字原本應是俗字，因為寫卷其他沒有被改動過的地方，該字仍作俗體寫法。所以這個寫卷極有可能不是出自藏經洞。關于伯希和寫本的問題，也有其他學者提出過類似的疑問。松元榮一發現伯希和掠去的敦煌絹畫中，有蒙古文字而且是非常新的蒙古文字。于賡哲從P.3810號寫卷中的藥名、避諱、字形、俗字、宗教內容等角度考察，認為這個寫卷是元代以后的產物。榮新江云：“斯坦因、伯希和已經指出，在他們到來之前，王道士曾將別處發現的晚期材料放入藏經洞，伯希和還特別指出他在洞中見到的清光緒年間刊印的小本道經。”所以，這個P.2500號寫卷也有可能是王道士從別處移入藏經洞的。

☆鄭玄《論語注》重現世間？
鄭玄《論語注》大概到五代時已經亡佚了。王謨《論語注》序錄：“鄭注《論語》，自周、齊至隋，盛行于人間，《唐書》猶著錄。至趙宋始不入志，意五代之際其書已亡，故未見有傳本。”最早輯鄭玄注的是南宋王應麟，有《論語鄭氏注輯》二卷。至清代，輯佚者眾多，有王謨輯《論語注》一卷、宋翔鳳輯《論語鄭氏注》十卷、黃奭輯《論語注》一卷、勞格輯《論語鄭注》、陳鳣輯《論語鄭注》十卷、袁鈞輯《論語注》十卷、孔廣林輯《論語注》十卷、錢枚輯《論語鄭注》一卷、王仁俊輯《論語鄭注》一卷、龍璋輯《鄭注論語》一卷，但即使窮搜博采，所得也僅200余條，且多為孤文斷句。
西域地區發現鄭玄《論語注》寫本后，馬上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1910年，內藤湖南、富岡謙藏寄給羅振玉的西域古文書復印件中有《論語子路篇》殘注，即今編號為大谷8088的吐魯番寫本。羅振玉考定其為鄭玄注，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中影印，并撰《論語鄭氏子路篇殘卷跋》，這是為世人所知的第一件鄭注《論語》寫卷。1913年，羅振玉得到伯希和所寄P.2510寫卷照片（參見圖2），在《鳴沙石室佚書》中影印出版，并撰《論語鄭氏注》提要一篇，這是關于敦煌《論語》寫卷的第一篇論文，是為世人所見的第二件鄭玄《論語注》寫卷。迄今共在敦煌寫卷中發現9件鄭玄《論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