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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典文學家蕭滌非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說樂府名篇集萃。
蕭滌非先生以一生成就樂府研究,用每一篇論文印證其師黃節(jié)先生的評價“知變遷,有史識;知體制,有文學;知事實,有辨別;知大義,有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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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典文學家蕭滌非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說樂府名篇集萃。
蕭滌非先生以一生成就樂府研究,用每一篇論文印證其師黃節(jié)先生的評價“知變遷,有史識;知體制,有文學;知事實,有辨別;知大義,有慨嘆”。
蕭滌非先生是20世紀樂府文學研究大家。他深諳民間文學是文學史之源,文學史的主體是文學,故將民間樂府與文人樂府雙線并敘,探源得要;更以樂府體裁樣式之變化為綱,以作品、作家為目,進行網(wǎng)狀推求。本書收錄他說樂府的代表作,以大觀小,以小見大,內(nèi)外取證,感會詩心?!蹲x詩三札記》為蕭滌非1929年聽黃節(jié)先生授課所作札記,分講曹植、阮籍、謝靈運三家詩,詳解詩學技法,細致而精微。兩書合編,以彰顯蕭滌非治學方法的師承與發(fā)展。
樂府的詼諧性
樂府是一種受過音樂洗禮的詩歌。這里所謂樂府,是指的兩漢的民間作品。所謂詼諧性,是指的在這種民間作品里面包含的滑稽趣味。這種詼諧,有時簡直可以說是一種信口開河,不近人情,不符合事理的荒唐言語。
……
前人所說的這些話,都各有他的見地和真實性。當然,其中也有不專以民間作品為比較的對象的。不過我以為樂府和一般古詩最大的也是最微妙的不同之處,還不在上述幾點,而在它的詼諧性。這是樂府所獨有而古詩所絕無的。現(xiàn)在且略舉例說明:譬如天上的光景如何?神仙的狀貌怎樣?這在古詩里是找不到答案的,而樂府的作者卻很詼諧而親切地告訴我們說:“仙人騎白鹿,發(fā)短耳何長。”(《長歌行》)一如親見其人。“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隴西行》)一如躬歷其地。“天上”四句,亦見《步出夏門行》,全首是:“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為我御,將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陳祚明評云:“東父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計?乃言四五里,見極近。最荒唐語寫若最真確,故佳。”這種荒唐可笑的趣味便正是古詩所缺少的。
又譬如死者不可復生,原是不易的道理,所以古詩十九首說:“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認定死人便是死人,但在樂府里,死人便不難在作者詼諧的一支筆下超生復活。例如鐃歌《戰(zhàn)城南》:“戰(zhàn)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居然腐肉而作人語了。以極詼諧的筆調(diào)寫極沉痛的情緒,故彌覺感人。漢以后,《戰(zhàn)城南》擬作甚多,但都不及這篇。原因恐怕就是由于缺乏這種詼諧性,所以都太平實,和古詩無異。在樂府里,不但死者可以復活,枯魚也能作書。如《枯魚過河泣》那首:“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相教慎出入。”雖云涉想之奇,蓋亦詼諧之至。桃李無言,花不解語,這也是常理,但在漢樂府中便都有了生命。如《雞鳴》:“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以無情的桃李,譏相忘的兄弟,故鐘伯敬云:“說得桃李有意氣,有恩情,一‘代’字尤可笑。”又如宋子侯的《董嬌嬈》“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一首,篇中人言花語,迭相問答,雖然也可以說是一種寓言,但其中正含著濃厚的詼諧氣息,為古詩所沒有的。《詞徑》謂“牛鬼蛇神,詩中不忌,詞則大忌”。嚴格地說,牛鬼蛇神,詩中仍然是忌的,只有樂府,才真是百無禁忌,無奇不有。
說到天上如何?神仙怎樣?本來死無對證,落得信口開河。死人復活,枯魚作書,雖事所必無,而言之成理。最奇特的是有時在人事的描寫方面也常常流露出這種詼諧、荒唐。往往與事實的真相不符。漢樂府有名的一篇《陌上桑》便是一個好例,這篇前半借旁觀者忘形來反襯秦羅敷的漂亮說:“行者見羅敷,下?lián)埙陧?。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這在描寫女性美的詩歌史上誠然可以說是極其別致,但也是非常詼諧的,令讀者忍俊不禁。不過這詼諧還是事理之所有的。至于下文敘述羅敷對那位太守夸說她的未婚夫:“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這卻難以令人置信了。羅敷的未婚夫是否真如所云,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步步高升,我們且不深究。根據(jù)上文,我們知道羅敷還是一位“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余”的女郎,那么,我們要問,為什么這樣一個漂亮年輕的羅敷卻要嫁一個很可以作她父親的四十以上的男子?像這樣委曲求全還能說是“秦氏有好女”嗎?我們要問為什么一位四十以上堂堂二千石,卻還是形單影只地等著討一個還未及嫁齡的羅敷?……很顯然的,這敘述是子虛烏有,是信口開河,是不近人情,不合事理。但從詼諧一點看,卻仍然是成功的文字。因為作者必須如此夸誕,才能使羅敷揚眉吐氣,壓倒對方。羅敷越說越高,自然那“五馬立踟躕”的太守越聽越掃興,更用不著義正辭嚴的拒絕了。如果我們認為句句實在,那真成“癡人前說不得夢”。
類似《陌上?!返倪€有辛延年的《羽林郎》,那是敘述一個豪家的奴才調(diào)戲當壚賣酒的胡姬的。作者似乎忘記了胡姬的身份,原是賣酒的女子,所以寫胡姬的服飾時,未免過分夸張,說什么“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把世上最寶貴的珠玉,一股腦兒望一個賣酒的女子頭上堆去,比杜甫《麗人行》里的虢國夫人還要富麗,這自然也是不合事實。但如以詼諧的眼光觀之,則此種描寫,轉覺荒誕有趣,并不足為病。作者不過借此極力鼓吹一下胡姬的美麗而已。我們不能看死!
為什么樂府很多這種詼諧的地方而古詩卻沒有呢?這是由于兩方作者的不同。即以古詩十九首而論,雖也是一些無名氏的作品,但我們從“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一類句子來看,不難推定它的作者是一些學士大夫,所以對于《詩經(jīng)》《楚辭》都很精熟。他們寫作的態(tài)度是嚴肅的、鄭重的。凡是荒誕不經(jīng)、違離事理的話,他們是不肯也不敢說的。至于樂府,原是當時民間歌謠,所謂“趙代秦楚之謳”,作者雖沒有淵博的學問,但有的是熱情,有的是直覺,有的是天真和大膽。他們用不著依經(jīng)傍史,他們盡可以信口開河。所以古詩十九首告訴我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原是正理。而樂府卻對我們說:“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發(fā)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長歌行》)“采取神藥若木端,……服此藥可得神仙。”(《董逃行》)“仙人王喬,奉藥一丸。”(《善哉行》)儼如世間真有神藥,服食真可成仙,前舉《步出夏門行》,也是一例。又如十九首里的“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兩句,也是很正常的,但在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卻幻變?yōu)?ldquo;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四句了。是古詩抄襲樂府,還是樂府改用古詩,或者各不相關,我們都不必究詰,是一書札好,還是雙鯉好,我們也不必軒輊。至少,在兩相對照之下,我們覺得它們的面目確有不同。這不同,便是詼諧性的有無。而其所以不同,則由于作者的各異,一是文人,一出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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