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出版說明
我館歷來重視移譯世界各國學術名著。從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的古典學術著作,同時適當介紹當代具有定評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賴著譯界鼎力襄助,三十年來印行不下三百余種。我們確信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夠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些書籍所蘊藏的思想財富和學術價值,為學人所熟知,毋需贅述。這些譯本過去以單行本印行,難見系統,匯編為叢書,才能相得益彰,蔚為大觀,既便于研讀查考,又利于文化積累。為此,我們從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輯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種。現繼續編印第十輯。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種。今后在積累單本著作的基礎上仍將陸續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紙型,譯文末能重新校訂,體例也不完全統一,凡是原來譯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舊,個別序跋予以訂正或刪除。讀書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確的分析態度去研讀這些著作,汲取其對我有用的精華,剔除其不合時宜的糟粕,這一點也無需我們多說。希望海內外讀書界、著譯界給我們批評、建議,幫助我們把這套叢書出好。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2003年10月
導言 實踐理性批判的理念
理性的理論應用處理單純認識能力的對象,并且著眼于這種應用的理性批判根本上只涉及純粹的認識能力,因為這個能力激起疑慮,這個疑慮后來也得到證實:這個能力容易逾越它的界限而迷失于不可達到的對象或者甚至相互沖突的概念之中。至于理性的實踐應用,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在這種情形下,理性處理意志的決定根據,而意志或者是產生與表象相符合的對象的一種能力,或者竟然就是決定自身而導致這些對象(不論自然的能力是否足以勝任)的能力,亦即決定其自身的因果性的能力。因為在這里理性至少足以決定意志,并且如果只是事關愿欲的話,那么理性總是具有客觀實在性的。于是,這里第一個問題就是:純粹理性是否自身就足以決定意志,抑或它只有作為以經驗為條件的理性才能成為意志的決定根據呢?現在這里出現了一個已由純粹理性批判證明其有正當理由然而無法經驗地描述的因果性概念,這就是自由概念;現在倘使我們能夠找到根據證明,這個特性事實上屬于人類意志(并且因而也屬于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那么這就不但表明純粹理性能夠是實踐的,而且還表明,唯有它,而不是以經驗為條件的理性才是無條件地實踐的。因此,我們無需從事純粹實踐理性批判,而只需從事一般實踐理性批判。因為純粹理性一經證明存在,就無需任何批判了。正是純粹理性自身包含著批判其全部應用的準繩。因此,一般實踐理性批判就有責任去防范以經驗為條件的理性想要單獨給出意志決定根據的狂妄要求。只有純粹理性的應用,倘若這種理性的存在得到證明的話,才是內在的;相反,自封為王的以經驗為條件的理性應用則是超驗的,并且表現在完全逾越自己領域以外的種種無理要求和號令之中。這與能夠就思辨應用中的純粹理性所說的,剛好是相反的情形。
不過,因為正是純粹理性的認識在這里構成了實踐應用的基礎,所以實踐理性批判的布局在大體上仍然必須按照思辨理性的布局來安排。于是,我們必須有實踐理性批判的要素論和方法論,而作為第一部分的要素論必須有作為真理規則的分析論,以及描述和解決實踐理性判斷中的假象的辯證論。不過,分析論之下的布局次序將與純粹思辨理性批判中的次序相反。因為在當下的批判中,我們將從原理出發而至于概念,隨后才從這里,如果可能的話,進到感覺;與此相反,在思辨理性那里我們必須從感覺出發而在原理處結束。其所以如此的根據又在于:我們現在必須處理意志,并且必須不是從與對象的關系中,而是從與這個意志及其因果性的關系中來考慮理性,因為不以經驗為條件的因果性原理必須先行,然后我們才能設法確定我們關于這樣一種意志的決定根據的概念,確定這些概念在對象上、最后在主體和主體的感性上的運用。源于自由的因果性法則,亦即任何一個純粹實踐原理,在這里不可避免地形成開端,并且決定惟有它才能與之相關聯的那些對象。
譯 后 記
康德著作的漢譯,無論于譯者還是于讀者,都是一樁難以輕言撂開手的事情。譯者之所以放心不下,乃是因為迄今為止,尚無一部堪稱經典的譯本出世,其中原因多多,不一而足。但康德研究至今仍是哲學領域的顯學;即使在中國,至少康德的三大批判不知為人們逐字逐句地爬梳了多少遍,批評者是一字一句來挑剔譯文的遣詞造句的,而不必替譯者費心全書的照應,更遑論康德整個體系的照應。這可以算作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康德研究在中國雖然歷史不短,然而無論在深入和全面兩方面卻依舊是大有欠缺的,而此種不足無疑制約了譯本水平的提高。讀者之所以放心不下,乃是因為中國絕大多數讀者是借助漢譯來閱讀和研究康德的,即使專家中間,單憑原文無需漢譯之助研究康德的也在少數。這樣,漢譯對于多數研究和喜愛康德的讀者,便是進入康德哲學堂奧的唯一門徑。
鑒于這樣的一個事實,人們對于康德著作漢譯的不滿和期望,不僅其出有自,而且理由也是十分充足的,但是,這同時也使我們明白,今日中國的康德研究,無論它的研究水平如何,大大得益于先前的譯本和先驅譯者。而新出的譯本,無論有多大的改進,總會或在積極意義上或在消極意義上,以直接的方式或間接的方式,受惠于既有譯本。
《實踐理性批判》是康德三大批判的第二部,1788年初次出版。此著在康德實踐哲學中的意義、重要性以及它在整個批判哲學體系中的位置,是一個頗大而且奧衍的題目,筆者已經另有專論,這里只擬撮要介紹與移譯此書有關的版本、術語和緣起。
在筆者的新譯之前,《實踐理性批判》有兩個中文譯本,其一出自關文運先生之筆,這是多少年來大陸的唯一譯本,但因為受到許多批評,已經絕版多時;但大陸研究康德實踐哲學的很少有人能夠離得開這個本子。另一個漢譯是由牟宗三先生完成,在臺灣出版的。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上能夠讀到這個本子的人很少,筆者以前看過這個本子。由于牟宗三先生翻譯康德的宗旨,并且由于他的行文在風格上與現代漢語相去較遠,而且所用術語與我們現在通行的也有很大的不同,是故實有其不足之處。這樣,重新移譯《實踐理性批判》便有十分的必要。
筆者所據《實踐理性批判》德文原本是普魯士科學院的《康德全集》第5卷,即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V,heraus.vo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ämie der Wissenschaften,1922。為了便于對照,漢譯在頁邊注明上述版本的頁碼。同時,筆者參考了德國Felix Meiner出版社“哲學叢書”中1993年版的《實踐理性批判》。此本原是由著名新康德主義者和康德研究專家卡爾•福蘭德(Karl Vorländer)校訂的。筆者還參照了貝克(Lewis White Beck)英譯本的第三版,以及艾博特(Thomas Kingsmill Abbott)英譯本第六版。貝克譯文比較注重英文的流暢和可讀性,因而對于德文原文的句式結構有較大的改動,而艾博特的譯文相對而言較為注意保持康德原文的風格。不過,筆者注意到,貝克的譯文實際上受艾博特的影響頗大,在一些較為艱澀的段落,貝克的行文往往與艾博特的幾乎一致。牟宗三的漢譯主要依據艾博特的英譯,同時參考貝克譯本。關文運譯本從版權頁上看是依據卡西爾主編的康德文集本第五卷譯出的,但從其譯文來分析,其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參照了艾博特的英譯本。
術語一向是翻譯哲學著作的難點。筆者措置術語時遵循如下原則:第一,基本術語的翻譯力求一以貫之,而不隨意變換;第二,術語盡可能采用哲學界公認或普遍采用的成譯,只要所用術語基本切合所譯德文原辭的本義及其在具體語境中的語義功能;第三,幾乎不生造新詞,而采用漢語既有的詞匯,尤其是古漢語里面既有詞匯。后者本是一個巨大的寶庫,可惜由于文化斷代,現代漢語使用者竟大多無力很好地運用其中的資源。
筆者參照Felix Meiner本編制了一個索引,基本術語的漢德對照都可以在其中查到,因而就無需在這里贅言。只有一個概念例外,需要予以專門的解釋。這就是“稟好”,此詞的德文原文是Neigung,意指一種與生俱來的自然傾向,而非人后天的選擇。人的自由體現在抗拒這種稟好,而聽從道德法則的決定。在康德實踐著作的漢譯諸本里面,此詞的譯法各不相同。牟宗三譯為“性好”,這是一個自造的詞。如果“性”按其本義,乃指人之本性,那么將Neigung理解為本性之好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因為Neigung至多只是人的稟性的一個方面,即相對于道德來說,是消極的方面。人的本性還包括積極的方面,這就是自由意志及道德法則。苗力田先生譯作“愛好”,其缺點一如苗先生自己所說,“減弱了傾向的客觀性”。關文運則沒有通譯,由好惡,愛好,喜好,而至情欲等等,從而使康德實踐哲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消失在毫無定見的隨意之中。基本概念譯法的不統一,這是關譯的最大缺陷之一,而對于像《實踐理性批判》這樣的著作來說,這往往會產生致命的誤解。原因當然在于譯者根本缺乏研究。筆者“稟好”之譯,也出于自造。“稟”一辭用其本義,表示所受于天或自然,而非人自己的選擇,“好”則表示傾向,“稟好”則意指一種自然的、客觀的傾向。
康德句式的繁復與詰屈聱牙是讀過康德著作的人都深有體會的,有時長長一個段落只有一個句號,其中包括著許多分句和插入語,所謂十個手指不夠用的笑話就是指此而言。艾博特的英譯較為尊重原文的語勢,而貝克譯本對康德原文的語勢和句子結構作了較大的改動,有流暢簡練之美,然而盡管這種更動大多有充分的根據,卻也有不少出于主觀的推測。筆者的譯文以尊重原著句式,語勢和風格為準則,而不做過分的改寫,同時也力圖避免笨拙的歐式句子,遣詞造句以符合漢語的規范為準;如果規范尚付闕如的話,就采取漢語的習慣用法。這自然是一個很高的要求,筆者是否做到了這一點,尚需讀者評判。
翻譯本書的緣起是筆者在1995-1996年第二學期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的“康德實踐哲學”討論班。筆者為討論班布置了許多閱讀材料,接近于歐美大學討論班的閱讀量。雖然參加者都是出于愛好來研讀康德實踐哲學的,但要求他們完全閱讀英譯或德文原著,畢竟是不現實的,而學生們也希望有一本方便閱讀的漢譯本。于是,建議出版社重新刊印關譯《實踐理性批判》,以解讀者之渴。商務印書館的武維琴和陳小文先生于是希望筆者能夠校對一遍。然而歷時數月,從頭至尾校過之后,改動的文字已經超過原譯的四成以上,而且為了照顧原譯的風格,許多不盡切合原文意思的美文也未盡數改正過來。這樣一個狀況自然令大家都不滿意,重譯就是勢所必然的了。筆者從1996年11月動手,至1997年1月底赴加拿大從事政治哲學研究之前,已經譯畢全書三分之一強。是年9月回國后,筆者一邊同時開設了《純粹理性批判》和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兩門研究生討論課,一邊開始續譯《實踐理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與康德實踐哲學的關系及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羅爾斯受康德實踐哲學影響之深,尤其《政治自由主義》所體現的康德實踐哲學的精神,是尚少為國人所知的。羅爾斯的《正義論》和《政治自由主義》都是從康德實踐哲學出發的,前者采納的是康德的道德原則,而后者在理性信念,在理論基礎和方法方面以現代的視野更加深刻地體現了康德實踐哲學的精髓。這樣一種研究境域,精神氣氛和思想維度為翻譯《實踐理性批判》創造了一個絕好的狀態。全書于1998年2月2日譯畢;接著又費時幾近一月,至1998年2月26日又校畢一通;然后再行修改潤色,至3月26日最后合成定稿。
孫永平先生幫助筆者解決了翻譯中的拉丁文疑難問題,杜麗燕先生細心地通讀了全部譯稿,指出行文中的一些疏漏并提出修改意見,同時核對了所有索引頁碼,筆者對于兩位表示特別的謝意。武維琴和陳小文兩位先生的信任和關心,使此譯能夠順利完成和出版,筆者謹表謝忱。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劉風罡和厲才茂幫助核對了索引頁碼,于此致謝。
翻譯《實踐理性批判》這樣一部著作,即使在研究康德十余年之后,對于筆者來說,依舊是一個艱難的任務,而使筆者懷有誠惶誠恐之心。因為我們的職業固然有謀生的重負,但學術卻恝然置之而頒行自身的法則,它并不承認這個外在的理由可以為一切投機取巧濫竽充數的東西辯護。在《實踐理性批判》最后一節,康德寫道:“一方面(這是更其急迫的)避免才華橫溢,通過后者,就如在聰明的點金術士那里常常發生的那樣,尚無方法論的探索和關于自然的真正認識,夢想的珍寶就先行許出,而真正的珍寶卻被揮霍掉了”。當筆者讀到這一段文字時,愈覺康德所引的那句拉丁語,即“它受到贊揚并饑寒而死(laudatur et alget:其意思是,某種東西受到普遍的景仰,卻沒有人真正地去身體力行)”含義的沉痛。少年時代讀到“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時,大生愛上層樓的情緒;而在今天便能夠體會到,它們之所以負載著這樣沉重的心境,原來里面蘊涵著遵守職責的決心,更包含著千古的不忍之心。人文學科因其思想和視野的獨特性,原本是極其個人性的精神活動,獨持己見當是題中應有之義。如果你還要堅持學術本身的原則,那么在我們這個喧嘩翻騰的時代里,就有其極大的風險和巨大的壓力了。黍離之懷,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于是,筆者要感謝給我以理解和鼓勵的朋友。
譯文容有疏漏和錯誤之處,敬請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以便日后改正。
譯 者
一九九八年三月廿六日
識于北京大學燕北園聽風閣
序言
導言 實踐理性批判的理念
第一部 純粹實踐理性要素論
第一卷 純粹實踐理性分析論
第一章 純粹實踐理性原理
第一節 定義
注釋
第二節 定理一
第三節 定理二
系定理
注釋一
注釋二
第四節 定理三
注釋
第五節 任務一
第六節 任務二
注釋
第七節 純粹實踐理性基本法則
注釋
系定理
注釋
第八節 定理四
注釋一
注釋二
一 純粹實踐理性原理演繹
二 純粹理性在實踐應用中的一種拓展權利,這種拓展對于
思辨應用中的理性本身乃是不可能的
第二章 純粹實踐理性對象概念
有關善惡概念的自由范疇表
純粹實踐判斷力范型
第三章 純粹實踐理性的動力
純粹實踐理性分析論的批判性闡釋
第二卷 純粹實踐理性辯證論
第一章 純粹實踐理性辯證論概論
第二章 純粹理性在決定至善概念時的辯證論
一 實踐理性二律背反
二 實踐理性二律背反的批判揚棄
三 純粹實踐理性在與思辨理性聯結中的優先地位
四 純粹實踐理性公設之一:靈魂不朽
五 純粹實踐理性公設之二:上帝存在
六 概論純粹實踐理性公設
七 如何能夠思想:在實踐意圖下拓展純粹理性而不因此同時拓展理性的思辨認識
八 出于純粹理性需求的認可
九 人類認識能力與人類實踐決定的明慧比配
第二部 純粹實踐理性方法論
結論
索引
譯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