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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田教授剖析中國近世思想巨變的重磅新著
揭示近代從“士治”到“士變”的關鍵性轉折

近代中國是一個舊漸去而新未立的過渡時代。羅志田教授以“士變”為軸，考察了近代多個關鍵性的社會思想轉折，既有世事更迭，也有思想激蕩，以此連綴起時代的變遷。作為一本考察中國近世思想巨變的通論性著作，本書視野宏闊，洞察敏銳，剖析細膩，讀來一氣呵成，展現了一幅連綿變幻的歷史長卷。





 

羅志田，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任四川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任四川大學文科杰出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權勢轉移 ：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革命的形成 ：清季十年的轉折》和《亂世潛流 ：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等。

梁啟超曾言，近代中國處于“互起互伏，波波相續”的過渡時代。因士人身處“四民之首”，中國從世事到人心各個層面的演變遂常帶有“士變”的意味，亦為時代巨變之關鍵。
西潮大規模到來之前，中國學術自身已生出“務為前人所不為”的道咸新學，然而西潮的全面沖擊引起士人的思想震蕩，導致近代中國學術和社會都漸失重心。讀書人先是面對中西“道出于二”的巨變，旋即又要適應因西方的分裂而呈現“道出于三”的局面，不得不在國家與文化的緊張之中，努力探索中國的主體性。
這本帶有通論性質的新著，旨在以“士治”到“士變”的轉折為中心，貫通地考察近代中國的世事更迭與人心流轉的互動。既希望能在史事中呈現思想的作用，也力圖在世變中揭示思想的轉折。

自序
說明與致謝
第一章    士治：從“郡縣空虛”到禮下庶人
一、引言：從地方看歷史
二、君位與皇權：郡縣空虛的形成
三、道不遠人：宋以后禮下庶人的努力
四、以家達鄉：“家”與“鄉”的在地關聯
五、道與國家：鄉紳興起及其與各地方勢力的互動
六、余論：立足于“地方”的近代反思
第二章    道咸新學：19世紀中期的自我變革
一、引言：王國維論道咸新學
二、從經學到“一切諸學”
三、道咸新學與西來新學
四、道咸新學的轉折和延續
五、余論：道咸新學與“沖擊/反應”模式
第三章    天下與世界：19世紀末的認知轉型
一、    天下、中國與世界
二、    厘清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
三、    余論
第四章    天變：近代中國“道”的轉化
一、“道一而已”乎？
二、轉向“道出于二”
三、往“道通為一”的再轉向
四、近代道的時段化
五、中西文化的競存與融通
第五章    由器變道：補論近代中國的“天變”
一、道與聞道以及載道
二、道因器而顯——側重章學誠的言說
三、由器變道：道器關系的顛倒
四、余論
第六章    千年大舉動：20世紀初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
一、    何以為學：改科考的社會影響
二、    士與大夫分離：廢科舉的直接后果
三、    異軍突起：四民均失其業的結構失序
第七章    失去重心：清末民初思想與社會的權勢轉移
一、    思想權勢轉移：從西學不能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
二、    社會權勢轉移：從士到知識人
三、    社會權勢再轉移：知識人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青年的興起
第八章    走向“士變”：中國讀書人的持續革命
一、    引言
二、    革命的時代
三、    面向未來的廣義大革命
四、    革命者互相革命
五、    仍要“繼續革命”
六、    余論
第九章    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民國初年的理想與現實
一、    理想與現實：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
二、    想要跳進世界流的中國與仍然外在的“世界”
三、    余論
第十章    回向天下：1922年的“好人政府”
一、“好人政府”的語境
二、無政府與有政府：民初關于政府作為的思考
三、針對無政府的好政府
四、從國家與社會的關聯探究政府定位
五、以好社會造好政府的新政治
六、轉向自下而上
第十一章     道出于三：1926年后西方在中國的再次分裂
一、    引言：國難時仍須慮及根本
二、    西方的新舊：俄化對歐化的沖擊
三、    蘇俄等西方建國新模式的挑戰
四、    從中西對立到一中二西鼎立
五、    道出于三之后的思想混成
六、    余論：大國怎樣自立
第十二章     探索主體：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與國家
一、    引言：世界眼光與民族論述的緊張
二、    相生相克的國家與文化
三、    主體與實體：國家與文化之間的中國“本位”
四、    以文化說國家的困窘
五、    余論

整個近代的“士變”，都是在因應中國所遭遇的問題。由于問題是前所未有的復雜和棘手，因應的手段也往往溢出常軌。復因西潮沖擊是一個進行時態，沖擊是持續的，故因應也是持續的。其間隱伏的張力在于，亂象雖與外患脫不了干系，卻表現在本地；而那原本外向的救亡圖存意識，也造成內部的激變。對很多讀書人來說，不論世事的安與危，“新舊中西”這一時空纏繞始終盤踞心頭。即使在實際的外患基本消除后，“救亡圖存”的心態仍長期持續，揮之難去，衍生出廣泛的革命情懷。充滿破壞性的“革命”，逐漸被視為改變現狀的建設性手段。讀書人持續向往革命并推動各方面的革命，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在外國歷史上恐怕也少見。這有力凸顯出革命的正當性，也深刻形塑了20世紀的中國。
不過，盡管革命已被理解為主動尋求美好未來的正面努力，實際仍偏于破壞，尚未進入由亂轉定的建設階段。在重建一個眾皆認可且相對穩定的內部秩序之前，中國實難以改善外在的世界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或可以說，激烈破壞、不斷革命和調適傳統、重建主體性，仿佛一個硬幣的兩面，都是對時代問題的因應，始終伴隨著典范轉移的近代中國。
與既存思想史研究的表述方式不同，本書多疏離于“空言”，而讓思想轉折“見之于行事”。蓋人心之變不僅反映世事之變，本身也是一種世事之變。全書多將思想與近代政治、社會的變遷合論，甚或直接探討一些基本的“事變”本身，既希望能在具體史事中呈現思想的作用，也力圖在事變中揭示思想的轉折。本書雖承認思想、社會、政治等“門類”的存在，卻不以分門別類的方式展開論述，而是側重于士變這個連接思想與行事的“問題”。通過對“士變”的探討，形成一個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的詮釋取向。


（摘自《自序》）